“精神病人伤人案,共致11人受伤”“精神病人杀全家
21年后再作案”“精神病人行凶伤人十几年被政府强制治疗”近年来，此类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报道屡屡被报，甚至被冠以“武疯子”之名。以致精神病人可能伤害我们的认识几乎深入人心。精神病人应在何处？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似乎就应该被送往精神病院“看管”起来，才是安全的。但“看管”一词，恰恰暴露了当下大众对精神病人的恐惧排斥态度。我们似乎忘却了，精神病人也是社会的一员，而不是犯人。
当然，近些年精神病人发生伤人、纵火等事件不在少数，看上去，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以及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似乎因精神病人受到威胁。只有将他们关起来，才能不危害社会、扰乱安定。
先不去追问我们是否有权将他们关起来，是否有资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权利，扪心自问，是否一听到或见到精神病人就感到恐惧，就想躲避，就高度戒备，而惧怕甚至避讳与他们目光或言语上的正常交流？其实，在我们被惊吓的同时，这种“被惊吓”和“躲闪”本身也使精神病人“被伤害”。如果说，在社会与精神病人之间，其实精神病人是感到更害怕与恐惧的一方，你会感到惊讶、进而深思吗？
我们常常把精神病人当做不稳定因素，将他们置于社会秩序的对立面，却忘了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员，有同你我一样应享的权利。在本质上，精神病人是害怕社会的，而要防止发生精神病人暴力伤人事件，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公众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社会在做好防治体系的同时，要给这类病人一个友好的界面与平台，去消除他们的害怕与不安。
客观说来，社会上的很多暴力伤人行为其实与精神疾病并没有关系，有精神病因素在内的只是很少数。暴力伤人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就会想肇事者是不是“有病”，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不公平对待。精神病人与健全人则不同，由于某种精神疾病的影响，他们的脑部往往有明确的病理改变与功能的紊乱，导致他们的情绪与行为容易失控。比如精神分裂症，这一复杂的病症可能与病人的多巴胺功能的亢进有关。多巴胺是脑内分泌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对于多巴胺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个经典的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假说”：精神分裂症是由于多巴胺功能亢进造成的。这一假说在学术界居于极高地位，虽然精神分裂症病因未明，发病机制也不太清楚，但迄今所有的精神分裂症假说，都不能与多巴胺无关。大量研究还发现，精神分裂症也可能与脑组织的疾病性损坏、罕见变异基因扰乱大脑发育等生理缺陷有关。所以表面上看，很多暴力事件都是行为失控的结果，但精神病人的失控与健全人的失控并不同，是他们的大脑有问题。
精神病患者病情有重有轻，表现不完全一样。由于对精神疾病的歧视，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到迫不得已时不会服药的，即使服了药也会在症状略有好转之后擅自停药，将医嘱抛在脑后。就连采集他们的信息建立精神卫生信息系统都很难。这种状况其实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总体上精神障碍患者的危险性不比一般人高，只有约10%的重性患者有暴力倾向，并且通过早期识别、及时的科学干预完全可以加以控制。
精神病难治，更难治的是人的观念。精神病人在求学、求职、个人生活中，歧视如影随形，偏见挥之不去，他们很难真正回到和融入社会，行使公民的正常权利。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该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精神病是能够治疗的。关于精神疾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并非不可治愈，经过专科治疗，大多数病人的病情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有相当多的病人能够治好。避免使用“一辈子完了”等词来形容精神疾病的危害。避免想当然地将精神病人与暴力、低能联系起来。所以大众不能因精神病人行为怪异、言行出格就歧视他们。
其次要知道，精神病人是可以沟通与交流的。这首先要做到真诚，有耐心，理解他、尊重他，而且这也有助于减轻他们缺乏交流沟通导致的孤独及与此带来的愤怒。不要使用诸如“歇斯底里”、“疯子”等词语描写或形容精神病人。
再次，精神病人一样可以实现社会价值。凡·高、爱德华·蒙克、弗洛伊德、马斯洛、荣格、福柯等伟大人物他们也曾受到精神疾病的侵袭，但却拥有伟大的成就。拒绝了他们，也就拒绝了现代社会文明生活，给他们同样的机会，倾向和谐共存。
最后，公众可以提供很多关于精神病人战胜疾病的正面教育和环境。从精神病患者对社会的危害转移到他们的生存处境上，更多地反映精神病患者的心声。正面报道，能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比如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关于战胜抑郁症的现身说法，就对公众了解这一疾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报道精神疾病问题时，应尽量向读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例如，提供专业医疗机构的热线电话、相关知识网站等。
关爱是打开精神病人心门的钥匙，也是他们得以康复的希望所在。只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共同参与，掌握相关知识、正确应对，不歧视、不恐惧、多关爱。让关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位精神病人的身上，推倒社会与精神病人之间那堵“厚厚的墙”，给予他们更多社会的理解尊重，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现象将明显减少，我们生活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
